牟其中要炸喜马拉雅山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谎言


——警惕啊,无冕之王们!(之一)

      

   2008年12月10日22:30分,上海东方卫视台、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播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型财经专题片《激荡:1978—2008》系列中的第15集《罐头换飞机》。2008年12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网站登出了其文稿。

   视频请见:http://video.sina.com.cn/finance/g/20081211/095011733.shtml

   讲真话,是媒体伦理责任公认的底线。非常之遗憾,这集专题片重复着多年前的假话,操纵舆论,已经突破了媒体伦理责任的底线。

   自1997年以来,我国不少媒体与著名媒体人士,不幸掉进了“中宣部老同志”走狗吴戈设置的《大陆首骗牟其中》陷阱。因为在改革开放中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的路经选择上与我的分歧,意气用事,忘记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做出了不少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跟着“中宣部老同志”的指挥棒转,成为了文革结束之后,平反冤假错案以来我国最大的假案——南德信用证诈骗案——三大成因之一。

   南德案件是一个假案,不是我的定性,而是办案法院用终审判决书形式宣布的。2000年8月湖北省高法在上面派来的指导办案员XX先生的监督下,判决南德信用证诈骗罪成立。指导办案员一撤,湖北省高法立即在湖北中行信用证垫款纠纷案中,终审判决南德与湖北中行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对于同一个案件,在同一时间,同一个法院作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实认定,其中必有重大隐情。

   2002年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组成,胡锦涛总书记等几位中央领导立即批示,要求排除法外因素,在法院系统内依法处理。2004年3月17日,湖北高法发出传票,通知南德准备出席3月30日至4月2日的再审。但总书记的批示受到了严重的干扰。3月29日我们又收到了湖北高法的《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一延就是近五年之久,至今尚未开庭。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南德案件从1997年开庭至今,横跨了两个世纪,历时11年有余,还是一个在延期开庭司法程序之中的未结案件。

   南德案件的最大特征,是公安、检察、法院等三大强力系列的办案人员自始自终与被告南德持一致意见,不断为南德喊冤。连强行压制湖北高法判南德有罪的指导办案员,在形势不断明朗的情况下,也于2007年8月在北京不止对一家媒体的记者透露,牟其中是代人受过,自己是奉命办案,也是受害者。2006年湖北高法再度正式申请报告要求再审南德案件,并且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湖北高法的态度发表在2007年1月16日的《新京报》上。但是再审今天仍未进行,南德案件仍处于“延期开庭审理”的司法程序之中。办案法院的不断报告,总书记不止一次的批示,均无法推动南德案件的再审,足见阻力之大,涉及既得利益之深,权与法斗争之激烈。目前这场斗争仍在激烈的进行之中。为赖昌星通风报信的福建省公安厅原负责人,是掉了脑袋的。把南德案件的真凶,涉嫌诈骗了我国金融资产近百亿元的王向军团伙,落网之后从看守所中越权释放,又手握公检法最高权力的人,能不作鱼死网破的垂死挣扎吗?

   南德案件的另一个特征是,本应守望社会正义、监督权力的媒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据重庆《时代信报》记者宋尾的估计,有几百家媒体,上千篇文章和书籍——众口一词,非得证明牟其中是骗子不可。

   这批人既掉进了“中宣部老同志”走狗吴戈非法出版物的陷阱,又意气用事忘记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并且缺乏直面现实,把真相告诉曾经被自己误导了的公众的道德勇气。

   经过一年之久的调查之后,中央专案组于1998年7月复查了湖北公检法对牟其中的调查,形成了对中央的报告。报告内容大致分四个方面:1、不要简单地肯定南德与否定南德,要允许试验;2、牟其中个人没有犯法与犯罪问题;3、几年的审查,南德损失很大,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4、今后要加强对南德的指导等等。当时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胡锦涛同志及四位书记处书记圈阅了这个报告。8月21日由北京市“扫黄”领导小组办公室出面发文通知南德,《大陆首骗牟其中》系非法出版物,已移送北京市公安局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大陆首骗牟其中》的出笼,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

   1997年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离我们而去。根据李君如执笔,中共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发表在《人民日报》9月22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的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中的论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文章叙述了第一、第二次考验之后写到:“三是邓小平同志逝世,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马立诚先生分得更细一些,他在新作《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中,写到:“在真理标准大争论和市场经济大争论中碰壁之后,一些‘左’的人士落寞一阵,再鼓余勇,选择了新的突破口质疑改革。这一次,他们举起‘反私有化’的旗帜,把矛盾对准了私营经济”。

   一批令“京师震恐”的万言书纷纷出台。其中纲领性的一篇名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文章开宗明旨,说我们讲的国家安全不是斗篷与匕首一类的国家安全,我们指的国家安全是我国已发生了阶级分化,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正在逐步夺取国家政权,一旦时机成熟,党就会变修、国就会变色,共产党就会丧失政权。

   从文章立论的高度、气势、结构与逻辑来判断,与文革中和文革前中苏大辩论的一批文章的文风十分相似。读过文章的人没有不认为是大有来头的。马立诚对当时北京气氛的描述是“京师震恐”。

   这是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多篇类似文章的第一篇。香港一家出版社将其积集出版,题名为《北京地下“万言书”》。

   这批《万言书》认定我就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目前仍挂在网上流传、署名为韩德强的《改革与经济人》一篇是这样对我定位的:“这股从史学界、哲学界、文化界冒出的阴风以李泽厚、王蒙为旗手,和某些经济学家如于光远、林毅夫、樊纲等相默契,以港台和民营企业家如牟其中之类为经济后台。

   其实,我与上述大多数学者,除开会时偶尔有过点头之交之外,平时没有任何交往。韩德强是根据意识形态一定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来认识民营企业与力主改革开放的学者之间的关系的。

   虽然被点了名,既然还是“牟其中之类”,说明韩德强眼中,“后台”不止我一个,我又何必出头自找麻烦呢。因此我仍然选择了沉默。

   但好景不长,大难再度临头,我无法沉默了。

   1997年1月,《真理的追求》第2期上发表了堪称讨伐我国私营经济檄文的万言书:《“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

   全文12页,有11页是批判我的。该文试图通过对我这位“新生资产阶代表”的分析批判,来达到证明我国私营经济是颠覆国家政权最危险的力量,是为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第五纵队(《“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全文见南德网站,网址是:www.nandegroup.com)

   该文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牟其中现象’的实质,即私营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补充地位,而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一争高下”,“众所周知,当今西方国家竭尽全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使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其中一个重大寄托,就是在中国涌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牟其中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快就会出现”。

   我建议关注牟其中案件,关心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朋友们,花点时间,去认真研究一下这篇讨伐我国民营企业的檄文。这是一把解开10余年来,扑朔迷离、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南德风波与牟其中案件的钥匙,也是解开此后更大规模原罪争论的钥匙。

   中央对万言书挑起的这次小平身后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思想路线斗争洞若观火。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为十五大奠定政治基调的重要讲话,正面回击了万言书的挑衅,为中国民营企业正名,将其由宪法中的“补充地位”升格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民营企业家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当时的“左”派还没有积累起今天敢于公开否定改革开放,要求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横蛮。还不敢公开向中央挑战。于是就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通过刑事犯罪、造谣中伤,诬陷民营企业一律是依靠诈骗国有资产致富骗子的道路。蒙蔽在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弱势群众,企图挟持民意,要挟中央,达到在理论争论中达不到的政治目的。

   第一步,就是收买吴戈,以知情人员身份,蒙蔽公众,非法出版《大陆首骗牟其中》,诬陷“左”派认定我这位他们眼中“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主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的民营经济代表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骗子。

   吴戈本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是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叙述他与万言书的血缘关系的:

   “考虑到要对接触的人员有个说法,又不能引起猜疑,我想到原中宣部一位老同志曾向我要过有关南德的资料去看,并要我写过一个概况,所以我确定以中宣部某同志委托我写内参材料的名义,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引自吴戈写的《<首骗>出笼的前前后后》)

   我这位“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三股势力的相互作用下被判有罪之后,“左”派横扫民营经济的旋风就刮起来了。举起的大棒是“原罪”,不顾罪刑法定起码的宪政常识,胡说民营企业家创业一律有罪。证明原罪的第一号证据,就是你们的代表人物牟其中就是法律判定的诈骗了国家资产的罪犯。对此,2003年8月15日出版的《南风窗》上发表的《牟其中狱中说原罪》一文中有记载。文章写到:“但凡谈论民企‘原罪’的文章,不管立论方向如何,通常在篇头段尾都少不了这样一句话:从牟其中、刘晓庆,到仰融、周正毅……曾任南德集团总裁的牟其中,总是作为第一个出场的嘉宾,接受舆论的轮番考问。”我充当了中国“民企‘原罪’第一人”。

   几百家媒体轮番重复着谎言,误导着公众,竟然使一个违法违宪的“原罪”概念深入人心,成为了今天社会的主流意识。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用自己的鲜血与家人的眼泪,用悲壮的试错甚至牺牲,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摸着地雷过河。在外围式、渐进式、非定型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城市经济改革中,承担着探索者、牺牲者的历史使命,才创造出来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解决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口。但是,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却被“左”派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致认定为具有“原罪”;披荆斩棘、开天辟地的英雄壮举被认定为是野蛮生长。新左派首领杨帆在10月23日《南方周末》上说:“对原罪永远不能不追究。自由派知识分子赦免的观点,我不同意。”所以,左右两派均认定民营企业家一律都有原罪。奇怪的是,“原罪”这个观点的发明人竟然是目前活跃于媒体上又被XX媒体称为具有公务员下海代表性的冯仑(见2007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报》)。此公还把民营经济突破计划体制,开天辟地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英雄主义壮举,诬为“野蛮生长”,为此还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

   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定罪。所谓原罪,即整体民营企业家阶层触犯了某一种共同的罪。民营企业共同触犯了什么呢?不外乎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把旧秩序冲得落花流水。这就是我在2003年发表于《南风窗》上文章中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赦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营企业家也不能例外。但必须按照司法程序,依法办案。有什么罪,就追究什么罪。否则,这是法外施法的政治迫害。

   我曾去北京万寿路甲15号我十分尊敬的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同志家中拜访,闲谈长征中的艰苦。我问:“您一个女同志,长征中干什么呢?”曾志同志回答:“我们三个年青的女同志,部队一宿营,就爬到山顶四处搜寻。看到有炊烟的地方,就返回报告。部队就去打给养。”目前不少纪念馆中陈列有红军当年买农民粮食打的白条。若我们评价红军的历史时说这是原罪,长征是大溃逃,将其斥之为野蛮生长,只能表明评价者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对旧秩序的同情与怀念。

   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年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人,个人既得利益满足之后,不少人变化了。冯仑公开宣扬的创办民营企业是“拉杆子,挣票子,玩婊子”的“三子”高论,南德、万通的老人无人不晓。所以,他评价民营企业家先驱者以牺牲为代价的试错实践,换来改革开放全局成功的英雄壮举为“野蛮生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几百家媒体在长达数年间不断地重复着的那些人身攻击,我此前从未公开反击,今后也不准备计较。不是我涵养好或息事宁人,而是觉得情有可原。不依不饶,有失宽恕之道。

   《25年》一书作者王安在该书中问:“牟先生为什么不反击呢?”预审期间,办案人员也气愤地问:“你为什么不控告呢?

   我当时不能反击。出门总有四辆形迹可疑的小汽车如影随行。住处与办公室对面的楼上,各有一间设备齐全的监视机构,昼夜记录我的任何声音与影像。政府的监视审查与媒体的围攻同步进行。我分不清媒体上的文章是政府审查伪装的投石问路呢?还是有人故意激我发怒,希望一怒之下丧失理性,干出什么蠢事来,以便抓住蠢事定罪。一位出版过书攻击我最卖力的人,自称为专案组的成员,蹲坑、跟踪、捕人,样样身先士卒,媒体文章与黑保护伞诬陷共鸣,人妖混杂,我如何回击?我对谁回击?

   我的沉默,给不少媒体朋友一个错觉,认定昔日口若悬河的牟其中心虚理亏了。例如目前还经常被挑拨离间的人引用的某著名媒体总编当年写过的一句话“南德的卫星是花钱买吆喝”。其实正是这位总编还在主编《南风窗》时,于2003年8月率先在国内首先报道了“四位顶级主流法学家”认定南德与牟其中无罪的意见。在漆黑的夜空,透出了第一份光明的信息。不久,又报道了同一个法院,对同一个案件,有两个不同的判决,总有一个是错误的消息。传统年节,我的诉讼代理人还收到了他短信的问候。我理解此举释放出的善意。

   恩怨已经化解,只有陷得很深,面临刑事责任的人,还在重复当年的那些陈词滥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希望继续蒙蔽广大媒体人士,抱着团暖和些。希望继续诬陷我说假话、说大话来抹掉当年信誓旦旦证明我是骗子的尴尬。

   说到南德的卫星产业,倒是比罐头换飞机更精彩的经典案例。若有兴趣的读者,可登陆南德网站,上面有南德卫星公司总经理王德国先生对此的详细介绍。其中就有投入、产出的具体数据。

   令我愤愤不平的倒是此次冤狱使我国卫星产业蒙羞。

   南德与莫斯科国际卫星组织合作研发的是世界上第一颗电视直播试验卫星。试验过程中也失败过。南德并没有隐瞒,而是在《南德视界》上如实公布了失败的经过。1995年成功之后顺利出租,预计收入是南德卫星产业投入的几倍。可是,也许南德卫星成功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习惯于工业文明经济增长方式思维人想象力的极限,而我们人类——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样的——往往习惯把自己不理解的事物斥之为骗子,很少有人怀疑自己的判断工具,于是立即开始调查、挑剔,千方百计寻找南德卫星诈骗的证据。我们拿出合同、协议,被怀疑是伪造的;派人去莫斯科找国际卫星组织核对,又怀疑南德早已与该组织串谋;苦口婆心地解释,其中一人还卖弄斯文:“你把手向太空一指,那颗星就是你的了吗?”王德国提出,太空中的任何一颗卫星,在国际电联都有登记、编号、记录。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非得强迫南德把卫星卖了。收得回美元,就证明是真的,收不回,就证明南德的卫星是假的,就抓人。我只得命令身在莫斯科的王德国把卫星卖了。王德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固执不从。又费了好多口舌,才说服了他,最后卖给了法国人。法国人开始以为有什么陷阱,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证实之后,开香槟庆祝。

   前年我国发射电视直播卫星准备为奥运会服务。可是,上天后不能正常工作。会期临近,只得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一颗电视直播卫星,由我国自己发射,才解了燃眉之急。

   写到这里,我还愤愤不平。“宁予外虏,不予家奴”的祖训浮现在我的脑海。难道意识形态的偏见,永远要高于国家民族利益?民营企业家就一定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时间可以化解一切,真相终于大白。任何一个稍具良知的人都会从这一场几百家媒体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当年领头批评南德的某著名媒体的上海站请示总部,可不可以报道南德案件?总部回答,此一时,彼一时,可以立项。我们也不计前嫌,寄去了一套资料。

   至此,恩怨已经化解。

   万万想不到的是,过去似乎没有卷场围攻南德是非,与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没有什么关系的东方卫视却横冲了出来,是本意的表达,还是被人当了枪使?我们至今不能判断。

   但是,我们的原则是明确的:对过去的不实之词,已经过去了,即使南德蒙受了不白的羞辱,我们也只把它看作又一次严重思想路线斗争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今后再出现的任何不实之词,我们一律据实回答。无论是谁,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不惧怕有什么重大的背景。我们相信,一句真话,抵得上整个世界的力量。

   由于专题片还在重复着曾经骗倒过全国公众的谎言,说炸开喜马拉雅山的是我牟其中的创意。所以我们要回答。

   如果要评选改革开放30周年中影响最大,大到左右了全国舆论的谎言,非“牟其中要炸喜马拉雅山”莫属。由于几百家媒体的不断重复,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竟被丑化为了一个侮辱了公众智商的谎言。

   真应了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倍尔的一句名言:“谣言千遍就成了真理”。幸亏戈倍尔时代还没有卫星电视。如果戈倍尔有了卫星电视般的传播手段,法西斯的危害还不知道还会扩大多少倍。

   最先提出此问题的是加拿大的一位犹太学者,他在分析地球气候时,发表过改变内陆干燥气候的意见,其中就有改变亚洲内陆气候的内容并提出炸开喜玛拉雅山引进印度洋暖湿气流以增加亚洲内陆降雨的设想。一位西方学者,根据自身的理解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争议和嘲讽,因为人们理解学者的幻想。

   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一位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兴趣。有一次,这位领导人在湖南考察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土地在中国尚未开发的还有很大一块,这一块我们正在做文章。你说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也可以。科学家有一个浪漫主义的想法,把喜马拉雅山炸开50公里,降低2000米,形成一个豁口,把印度洋的暖流引到西北,把西北变成降雨区。你说这是狂想也行,原来我们说打一个眼可以把长江的水引到黄河去,大家不都是哈哈大笑吗?一年多时间以后,通过论证,认为这个眼可以打,这怎么不可能呢?中国劳动力多,怎么开发也是一个大难题,我想,就是要利用人力资源开发中国的大好河山,把中国的水叫它流到哪里去,就流到哪里去。水往低处流嘛。

   这位中央领导人就是李瑞环同志。这段话刊载于1995年第41期《决策参考》上。

   所以把犹太科学家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的不是我牟其中。不能说假话,不能贪天功为己有。我做的事情仅仅是自费组织了几十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国家地震局、铁道部建设工程设计院、治理黄河委员会等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在199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如何解决我国西北、华北越来越严重的干旱问题进行研究。南德专门成立了一个收集各位专家意见的项目小组,半年的时间之内,收集到了50多种方案。

   与骗倒了全国公众的“牟其中要炸喜马拉雅山”特大谎言正好相反,50余种方案中恰恰没有一个方案是要炸开喜马拉雅山的。在这50余种方案中,南德最看好的是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委员陈传友先生提出的“藏水北调”新方案与农业部原副部长刘培植先生送来的《通天河计划》。

   两个方案异曲同工,计划把我国流入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的几条大河的水引到长江、黄河的源头——通天河——所以南德成立了通天河项目小组继续研究。

   一个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竟然骗倒了全国公众?关于此,我在前面已交待过了。在小平逝世后发生的那次中国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斗争中,左派势力需要证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依靠诈骗国有资产发家的骗子;是选择百余年民族复兴运动中屡战屡败的激进主义还是改弦易辙另辟蹊径,走渐进主义的改革之路,这也是我与相当大一批知名人士的认识冲突;此外,中央高层机关中手握重权的黑保护伞需要制造出一个大诈骗案来为他从看守所释放了的百亿大盗顶罪。三股互不相干,甚至不无矛盾的势力,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站到了一起,其中的代表就是牟其中狂妄到了要炸喜马拉雅山,以此既可以证明牟其中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骗子,又可以挑动起社会全体公众的道德义愤。

   果然,蝴蝶效应发生了。几个阴谋家的煽动竟然刮起了一场横扫中华大地的飓风。为黑保护从看守所中私放百亿大盗,为黑保护伞阻挠总书记批示执行,立下了汗马功劳。

   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李慰饴先生已在《解码牟其中》、苟正安先生已在《牟其中——天才还是骗子?》、我本人在《牟其中公开信》中已不厌其烦地公布真相,网上多处转载的情况下,专题片再一次重复了这一早已为公众唾弃了的谎言,再一次突破了新闻伦理的道德底线。

   专题片的主题是要讨论罐头换飞机,却找了一群与此项目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当年亲身参加过此项目的人一个也没有。据介绍,冯仑参加过“前期的工作”。如果此论成立,南德的保洁员就是罐头换飞机的大功臣了。因为每次飞机谈判之后狼藉满地的会议室都是她们打扫的呀。不知是冯仑没起码的羞耻心呢?还是专题片在出席嘉宾中总得找出沾一点飞机气味的人来?以此证明论述事实的真实性?冯仑是如何仓皇逃离南德、在什么时间逃离南德的内幕,我在《冯仑,你为什么非逼我说?》一文中已详细介绍过了。至今也未见到冯仑的正面回答。对此段公案若感兴趣的读者,敬请登录南德网站(www.nandegroup.com),此处留下了全文。

   我在此慎重的问一下冯仑,我在什么时候、在哪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出资31亿美元,给中国海军买一艘航空母舰?

   关于南德与航母的关系,我在《牟其中公开信》中驳斥顾健诬陷部分已经公布了。中国军方早年是研究过通过“罐头换飞机”一样的方式,再来一次“罐头换航母”。其主要考虑恰恰是不用花美元。当年我国外汇奇缺,即使我胡吹瞎编也不会蠢到编一个用国家不可能有的外汇去买航母的故事上。关于这一段历史,我在《牟其中公开信》中已讲清楚了,还举了几位证明人。若有兴趣的读者,请去南德网站查阅。

   至于在满洲里项目上投资100亿元,倒是确有其事,并且已经部分成功了。南德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1993年共同组建了三家股份有限公司,经批准首先私募35亿人民币。在人总行造币厂印制好了股票,联系好了发行金融机构。可是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知道后说,满洲里这么大的项目怎么能让一个个体户去做?1993年7月3日,由人总行、证监会联合发出明传电报,诬蔑南德用满洲里项目进行诈骗,立即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是一切符合国家政策法律规定,中规中矩。调查不了了之。首次私募35亿元的计划告吹,后期融资计划自然更无从说起。但南德与满洲里市政府仍然勒紧裤腰带,东拼西凑,于1998年11月18日,完成了满洲里南德计划的第一步——修建好了至今仍为我国最大的陆路国际公路口岸——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昔日孤悬边境的边陲小镇,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座人口数十万的边境城市。这仅仅是南德满洲里计划的第一步。可惜此次冤狱中断了南德的满洲里计划。南德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将此建成横跨俄罗斯与中国的一座辐射东西伯利亚、我国东北、华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北方香港,成为我国开发世界资源宝库——西伯利亚——的桥头堡,成为西伯利亚资源宝库出海口的咽喉。我第三次平反之后,仍然会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一道合作,继续执行这一计划。

   吴晓波对南德的评论又一次失实了。专题片中介绍说他采访过我。实在抱歉,没留下丝毫印象。也许他出席过我召开的数十人参加的媒体见面会,我这个人又无过目不忘之才,所以没有印象。若他单独采访过我,总会留下一点点模糊的记忆的。第一次知道吴晓波这个名字,是在2004年底或2005年的《经济参考报》上。吴晓波写了一篇文章,说牟其中换的飞机从天上掉了下来。为了爱护一位青年,我十分友善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了解真相,并请予以澄清。身陷牢笼,信息闭塞,不知吴晓波澄清了没有?这一次,他又失实了。

   我这个人主张渐进式改革,其必然的逻辑是强调一个强大中央政权的领导作用。这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自然是共产党。但我与任何高官均无私人往来。第一、第二次平反,共有7、8位中央领导批示,照一般中国人的礼仪,进京之后总应该拜访一下,表示谢意。可是,我从未踏进过任何一家高官的家门,也未接待过任何一位在职官员。我认为批示是他们理所应有的公务。

   只有二次例外,并且与吴晓波讲的那句标语有关。

   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统战部副部长蒋民宽,因原系四川省省长,又专门负责民营企业的工作。有一次,他到了南德,看到南德“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大加赞赏,吩咐秘书陈健拍下来,并上报了中南海。认为这是民营企业对自己的恰当定位。

   另外一次是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XXX卸任后,来过南德一次。发现这幅标语之后,亦十分感慨,说应该让中南海的头头们看看。我了解他当时不太顺心,心中有牢骚。

   这幅标语是南德的宗旨,红缎底,大金字,中英文并列。中文是“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到了吴晓波口中,怎么就变成了“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振兴中国经济”了呢?南德卑谦地将自己定位于“服务”,到了吴晓波的嘴里,就变为了“振兴中国经济”舍我其谁的一副霸道嘴脸了。

   吴晓波呀吴晓波,你还年青,又十分勤奋,《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中,几乎期期都有你的文章。《经济观察报》是我每期必读的报刊,认为品味高雅,学术性强。可是,十分抱歉,我不敢读你的大作。我这个人没读过多少书,也没什么学问,就担心上当。因为你说过我换的飞机从天上掉了下来,说了假话。狼来了只能骗人一次,第二次一定不灵。也许你说的其余都是真话,但万一又说一次假话呢?所以,只能还是不读为好。

   想不到我这个笨办法还真起了作用。不是吗?这一次,你又说假话了,把南德的宗旨“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歪曲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振兴中国经济”了。

   吴晓波先生,一次也是更正,两次也是更正,建议你把两次合并进行,还可省下不下笔墨。一次是,你说的南德换的飞机掉下来了,另一次是这幅标语。至于一些细节上的错误,由于无关宏旨,就免了罢。但从这些细节上的错误判断,你根本没去过南德。这幅标语在北京永定路21号南德总部大楼一楼大厅的正面墙上,红底金字,占了整整一面墙。不是在五楼印在一个什么玻璃一样的东西上面的。你想当然,把南德的宗旨想象成一副装在五楼玻璃镜框里的标语了。装在三楼大厅(不是五楼)门前,你说的照壁磨砂玻璃上的倒是有我的名言:“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

   说假话的人还真不少,王志刚也来凑热闹。

   至于与钟华生的那次对话,说句老实话,我实在没有什么印象了。但跟随我去参加对话的一位南德职工至今仍记得十分清楚,南德去的一行人,并没有吃饭,会议一完就离开了。

   但我仅从你在专题片中的评点,就可以发现你心术不正,又在说假话。

   既然那次对话地点在广州,又不是南德组织的,你这位主持人又没通知应邀参加对话的人要缴费,我怎么能猜到你想南德请你吃饭呢?

   这次对话是哪家发起组织的,至今我也不清楚。出于对改革家钟华生先生的尊重,我同意出席。说句老实话,不但十几年前,即使今天,我对专题片介绍的“著名策划人王志刚”也没什么印象。若仅仅是我根本不了解的某人主持一个什么会,邀请我去演讲,我是不会答应的。我被邀请去演讲,一分钱出场费也没有,十几年后有一个人出来抱怨,我没为100余位听众会后的餐费买单,不是太滑稽了吗?若我真的买了单,才真是花钱买吆喝,如现在流行的自己掏钱请人给自己评奖一样,不太下贱了吗?

   王志刚抱怨我一上来就讲了两个小时,占的时间太多了。那你这个主持人干什么去了?在国内外我参加过数不清的类似会议。一般会议主持人都会告诉发言人,设定了一个时间。主持人不设定时间,发言人就有权讲下去,直到主持人设法阻止,或听众不欢迎,以脚投票,走光为止。从王志刚的点评来判断,他既未设法阻止我,听众又没有人散去,说明我在当天的演讲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十几年后,来抱怨我演讲时间太长,不是正好说明你这位“著名策划人”当年才初出茅庐,还掌握不住场面,还不够格吗?

   至于王志刚能猜到俄罗斯的飞机公司为什么愿意把飞机先飞到中国,那一定是有特异功能了。因为合同上不是这么写的。我只了解合同上写的是双方同时开始发货,至于俄罗斯人为什么会如此写,你王志刚又是怎么猜到的呢?告诉你,那是依据惯例,中苏两国换了几十年飞机都是这么办的。所以,你又是凭自己的猜想在骗人。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南德换飞机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但为了证明把牟其中关在牢里是符合正义的,所以就得请一批没有参加过换飞机的人来说假话,以证明“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所以,问题的核心仍然是把牟其中关进牢里符不符合正义。

   法律是守卫正义的最后底线。法院不仅终审判决南德与湖北中行的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还一遍又一遍地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2000年8月27日的《法制日报》、2004年5月1日的《法人》杂志、2007年1月16日的《新京报》上,都有记者采访办案法官的报道。

   一个法官认定无罪的人,被关在牢里已十年之久,以守望社会正义的媒体竟然能冷漠容忍,不去追问是什么力量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为非作歹,反而去挑选一些与换飞机不相干的人,借评点换飞机为名,证明无辜被关在牢里的人是因为他太疯狂了。是帮闲呢?还是继续为虎作伥?

   对权力的敬畏和权力肆虐容忍的结果,使2008年成为了中国记者被抓年。只要我们大家默许原罪论的合理,默许不依据法律就可以定人有罪,我今天的遭遇在明天早上就可以降临到任何一名中国公民的头上。

   一群与换飞机毫不相干的人(袁光厚除外),聚集在一起,证明黑保护伞越过法律把我关在牢里是合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到了威胁。

   自2003年《南风窗》、《亚洲周刊》率先开始报道南德案件的真相之后,法院又站了出来说明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更多的内幕开始曝光。再审南德案件已经势不可挡。再审的结果毫无悬念,必然是我的第三次获得平反。

   但这对于当年为虎作伥的人讲来,可不是个好消息。于是就真正疯狂起来了,又发明了“牟其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骗子,但是是一个说假话,说大话的骗子”这一套违反起码常识的理论。

   对于此,我还是那句话:对于以前的不实之词,我不会旧话重提;但对于今后出现的任何假话,我都会针锋相对,予以彻底揭穿。不然,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正义了。

   因此,警惕啊,无冕之王们!


——全文完——

牟其中
二00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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