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一

　　“三个代表”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置于了科学的基础之上。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是一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的历史文献，是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其中，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解决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充分发展、经济文化尚十分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凭借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如何正确认识剩余价值理论，如何理解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成功地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历史难题。由于这个历史难题的解决，与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的国家的胜利，被马克思第一次置于了科学的基础上一样，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的胜利，也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江泽民同志置于了科学的基础之上。

　　它之所以是历史难题，一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没有作出过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完整论述；二是如列宁、毛泽东这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中功盖天地的革命家，在试图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时，也束手无策，毛泽东本人晚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七九年）；三是由于这一历史难题没有得到解决，它的直接结果是对“十月革命”寄予厚望的前苏联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长时间得不到提高，灰心失望之余，则毅然抛弃了“空想共产主义”。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崩离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罗斯死灰复燃，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全世界普遍的怀疑声中，一枝独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砥柱中流。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邓小平担任总设计师、江泽民担任总工程师的改革开放大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与综合国力增强的速度，实为五千年历史之奇观。取得令全世界信服的这些伟大成就，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的原因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上来了；“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见江泽民同志《“七 · 一”讲话》）；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

　　既然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面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劳动力以及剩余价值、剥削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令如列宁、毛泽东一类无产阶级革命家迷惘、困惑、束手无策、裹足不前的历史难题，又一次地摆到了正在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大业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二十余年的披荆斩棘，二十余年的生聚教训，今天，是我们将二十余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宝库的时候了。江泽民同志的“七 · 一”讲话，就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以一颗中华子孙的赤子之心，对曾经困惑、迷惘了无数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难题的成功的解答。

二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其内在规律的作用，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

　　因为苏联解体、苏共解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来自资本主义势力的攻击，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不同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一种正常的现象；另外一种更为严重的挑战，来自一群空想共产主义者，他们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则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们的行为造成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物质基础，正是他们的实践导致了贫困社会主义的蔓延，从而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危机。

　　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回答，最好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的回答。一八八三年，在马克思刚刚去世后的第三天，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恩格斯对马克思为人类的贡献作出了如下评价：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简言之，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我们称之为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将这一规律应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

　　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吧：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有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引自马克思一八五九年写的《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

　　对马克思本人的叙述，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一、生产力决定了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三、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时，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同样，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变革也就不会发生。

　　这的确是一次“壮丽的日出”，如牛顿在十七世纪指示了混沌宇宙天体中存在着秩序和规则，达尔文在十九世纪揭开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生物界遵循某种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揭开了最令人眼花缭乱、杂乱无章、变幻莫测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此之后，人类可以认识自己发展的轨迹了，这就为改善人类自己生存的历史条件，奠定了可行的基础。

　　在此之前，人类对历史的发展原因除了归之于天意之外，就是从古代社会找出类似的根据。韩愈把他的散文改革叫做“古文运动”；康有为为自己发动的变法运动寻找的历史依据是《孔子改制考》；西欧文艺复兴的英雄们，并不认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反而认为是在追求雅典文化的“黄金时代”。直到黑格尔对历史发展必然性、因果性的猜测，我们才知道历史的发展是遵循某种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黑格尔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前意大利社会学家巴蒂斯特 · 维科，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基础上，首先把包括人类历史的在内的整个世界描述为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但黑格尔本人并没有发现这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遵循什么规律来运动的。马克思的巨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将黑格尔的这一天才猜测，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石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克思将他发现的这一历史观，用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写出了如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一类划时代的著作，指出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的积聚和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与竖立其上的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为资本这个中心的“积聚和积累”的本性服务的。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也必然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铁的规律，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表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科学规律是根本冲突的。这是一个悖论。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得拼命地榨取劳动力创造的最后一滴剩余价值，它的必然结果是导致劳动者阶层整体素质的降低。但当资本发现从事“白领”的劳动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时候，为了资本自己的更大利益，它也得创造将普通劳动演变为“白领”劳动的环境和提供普通劳动发展为“白领”劳动的条件，这些环境和条件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受教育权利的增加和民主权利的发展。总之，从《共产党宣言》问世 153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一九八一年，当时我国驻英国的大使柯华同志，向外交部报告了大使馆的调查结论：“当前英国社会不是金字塔形，而是两头小、中间大，极富者极少，极贫者极少，广大中间层较富裕，过着较舒适的生活”。外交部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将其批转给各驻外使领馆。

　　有一位学者将马克思阐述的社会理想归纳为三个目标和三个检验标准。三个目标为：生产力极大的发展、物质极大的丰富，社会的普遍公平和公正，社会每个成员个性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全人类解放。三个检验标准为：是否消灭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以这三个目标和三个检验标准来判断，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当今世界上，北美、欧洲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因素较之全世界其它地区有了更多的增长。面对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经济学泰斗、大市场小政府理论的鼻祖——弗里德曼——也惊呼：“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也存在着许多反科学的观念。其实，资本主义社会取得的科技进步、经济成就、福利社会的形成和公民民主权利的增加等等，从本质上来讲，都应该看着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失败，因为它们都是劳动对资本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是资本被迫让步的结果。由于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地在这些国家内持续的增长，终于有一天，这个社会不再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劳动为中心了，我们于是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在这个国家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目前全世界的情况表明，经济的增长已更多的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及其网络工具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人类的历史产生着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工具广泛应用类似的作用，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社会大变动的时刻，正在到来。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工具广泛应用相适应的社会变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代表的智能工具广泛应用相适应的社会变化，是以人的智慧为中心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

　　所谓智慧，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脑力劳动，它必然也遵循“劳动价值论”的一切规律和发挥一切作用，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智慧（脑力劳动）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即使厌恶、诅咒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得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运动和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我们看到的是一切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一步一步地向社会主义让步。社会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是不容置疑的。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存在剥削、资本家和私营企业。

　　历史唯物主义与任何科学规律一样，是从方向上，总体上去描述某一种运动形式，但并不是说某一运动形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与该规律完全一致，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任何对它的偏离，都会被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纠正过来。必然性以偶然性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二战之后中国及东欧等一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特殊的形势和特殊的条件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就是一种偶然，是一种偏离，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远远没有达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容纳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在发达的西方以外的遥远的东方，出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充分研究的情况。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人类科技、工业、社会及相应的观念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在自身内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地向外开拓扩展，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和殖民地体系。从而把先前彼此分隔的各地区各民族一批批卷入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之中，结束了过去各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已不复存在，与一个紧密依存、相互制约的世界政治体系相适应的，是一个社会思潮、理论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精神体系。

　　正是在这种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源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思潮，超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地域限制，成为了一种世界思潮。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作为只能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历史思潮，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 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映，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于是，社会主义就由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剥削的运动的理论表现，扩展为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先进政治力量，为实现自己既要反对封建主义压迫，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理想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他们的旗帜，社会主义成为了他们奋斗的目标。

　　“十月革命”和二战后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本人，对这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充分发展、在经济文化仍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和地区建成的社会主义，有过多种猜想，多种称谓，如“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定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有多少设想、多少方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必须坚持小平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品格，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他力排众议，实施了被当时一般人视为异端的新经济政策，他甚至还讲到：“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引自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48 页）。

　　可惜列宁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开辟的社会主义试验，由于他过早地去世而提前结束了。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就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否定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的思想，又不老老实实地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走上了幻想通过主观的生产关系的强行变革，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道路。

　　马克思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而把长期支配着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观点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善良的愿望，第一次置于可以实现的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斯大林完成的却是“共产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倒退”，他毁灭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基础，从而把共产主义置于主观意志的神学幻想之中。

　　其结果是不但断送了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分裂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使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苏联的解体、苏共的解散，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最最主要、最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人民物质生活的极端匮乏，特权猖獗。苏共在解体之前已被苏联人民抛弃。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答案是：认为苏共能代表工人阶级的仅占 4% ，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 7% ，认为苏共能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 11% ，而认为苏共只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了 85% 。一个被全体人民抛弃了的政党能逃脱掉不亡党的命运吗？

　　不幸的是，从一九五六年以后，我们也没有抵制住“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路线，匆匆忙忙地在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上，比旧俄罗斯还落后的国家，在半封建、半殖民的废墟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还要企图与苏联比赛，究竟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其严重后果大家都是知道的。对于“大跃进”中几千万非正常死亡冤魂，刘少奇同志的结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文化大革命转变为全面内战，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已摆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面前，如果不是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力挽狂澜，断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路线，可能亡党亡国的惨剧，早已落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

　　从苏共的解体到毛泽东晚年“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不应该怀疑斯大林、毛泽东等一代革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也不应该怀疑他们治国安帮的能力，问题出在对一个理论问题的理解上，即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维持简单再生产之后的多余劳动部分，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呢还是表现为剩余劳动。他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终身的理想就是为了消灭剥削，为了消灭剥削，当然应该消灭剩余价值。但他们混淆了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区别。为了消灭剩余价值，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剔除与剩余价值有密切联系的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殊不知，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种最合理的配置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能对社会进行自我调节的，可以获得最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秩序。如果抛弃了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能让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也就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也就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及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这里。

　　我们已在本文第二节里叙述过，马克思在纵观人类全部文明，继承人类全部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历史唯物主义。他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以观察他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时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就是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研究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一个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过程”，发现了资本之所以能无偿地占有劳动力剩余劳动的秘密，在于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已存在了的剩余劳动，转化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曾说：“广泛地说，剩余劳动作为一定需要程度以上多做的劳动，必然会总是保留下来。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在在奴隶制等等内一样，要有一个对抗的形式。并且要有社会一部分人完全游惰的现象作为补充。为了要对偶然的事故有所保险，为了要有必要的、和需要发展及人口增加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那从资本主义的观点说就是积累），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原是必需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把这种剩余劳动强取出来，以致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版，第 961 — 962 页）

　　简言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剩余劳动是人类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的，若不存在，人类社会就无从发展，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才能够转化为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经出现它又会建立与自己相适应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等意识形态，资本就是依靠这种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上层建筑，温和地但并不是不残酷地将剩余劳动转化为了剩余价值，我们简单地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剥削。

　　当在东方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除了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之外，其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它的法律、政治、艺术、哲学，甚至宗教，都不会再是维护资本而是维护劳动的利益了，它的生产方式也不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了，而是以劳动为中心了，总之，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它的生产方式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了，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不复存在了。剩余劳动怎么可能转化为剩余价值呢？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内，是不存在剥削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内还存在剥削，那么，无异于说我们这个国家的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结构，也就是它的生产方式还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事实上我们国家的宪法，作为执政党的纲领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学说，都理直气壮地宣布了我们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代表。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之内，社会的剩余劳动怎么可能转化为剩余价值呢？不以剩余价值形态出现的剩余劳动，又怎么可以称之为剥削呢？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它是商品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和发展阶段，在商品生产的这个特殊发展阶段，仍然存在着商品和货币、劳动和劳动力价格，存在着剩余劳动，但剩余价值消失了，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剥削了。社会的剩余劳动通过高额累计个人所得税、一代人遗产税、赠与税、奢侈税，集中到社会的管理机关——政府的手中，进行第二次再分配，以谋求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和防止贫富的两极分化。由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强制性地对社会剩余劳动进行第二次再分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中再也不会有资本家了，他们充当的是社会资金管理人的角色。在这里，货币执行的是资金的职能，而不是资本的职能，货币没有表现为资本，当然也就没有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了。资金管理人的职能是一种社会分工，与从事科研、生产、艺术、种植的任何一种社会职业一样，他的收入，来源于他管理资金的劳动报酬，他管理的那部分资金产生的剩余劳动，通过各种税赋集中到国家手中，去实现剩余劳动的第二次再分配，避免两极分化的出现。于是，一个在微观经济中充分竞争以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效率，在宏观经济中科学调节剩余劳动的再分配，以防止贫富分化和腐败滋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就产生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就是企业，不能分什么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内资企业，企业的职能就是生产商品，实现利润和缴纳税赋，只有把强加于企业身上的非企业职能彻底剔除，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利润的来源、社会稳定的基础等等之类，我们才具有了能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基础，也才会有了逐步实现政企分开的基础和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基础。裁判踢球，其结果一定无法公平。

　　目前，在我国，个人拥有的资产量越来越大，随着自由职业者队伍的日益增加，年薪制的实施，体育、影视明星收入的膨胀，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数量越来越多，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必须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出现会 导致社会动乱，终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所谓措施，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目前尚处农村贫困或城市贫困的一部分人和家庭尽快摆脱绝对贫困，还是小平同志讲得透彻：“发展才是硬道理”；另一方面，必须立即尽快改变我国重流转税、轻所得税，无遗产税、赠予税、奢侈税的局面，抓紧从事对剩余劳动二次再分配的理论研究和立法，以抑制目前已露出苗头的极少数人通过几代人的遗传积累，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家族手中的相对贫困。应该将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几十倍的范围之内。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我们剔除了从绝对平均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这句治国名言之后，又考虑到我国传统的民俗习惯，这句话还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清，没有将高额所得税的征收提高到巩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高度，致使目前一部分的个人所得，远远超过了他自己诚实劳动的所得，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对此，一方面，不应该因噎废食，动摇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心；另一方面，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忽视它产生的消极影响，而是应该抓紧立法，通过对剩余劳动的第二次再分配，纠正已经出现了的极少数人的个人所得超过其劳动所得的不合理现象。

四

　　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制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在一个经济文化非常之落后的国家，在一种特殊形势和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反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目标，又有反对封建压迫，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目标。

　　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清醒地看到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但是为了消灭剥削，防止我们的社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传统的理论却认为，我们时刻要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实行计划体制。这种二元化的矛盾立场，理论上的“双轨制”，从进城之后起一直困扰着我们，使我们党的政策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使全社会战战兢兢，无所适从。甚至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也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要以“非公有制经济（即私有制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实践上也是如此，经济形势良好时，就立刻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经济形势严峻时，又立即划自留地、抗旱地，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样摇摇摆摆的结果是促使全社会进入了一个误区：似乎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满足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要求，而社会主义注定了是贫困落后。“女人是老虎”这个政治笑话不胫而走，有人甚至还把它编成了一首流行歌曲到处传唱。这就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毁坏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形象。

　　现实的灾难终于让我们觉醒了。小平“南巡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也才第一次认识到能充分优化配置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能大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几千年实践的结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把它拱手让给资本主义独享此项殊荣。

　　一九九二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全党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每一步努力，不但充满了开拓者披荆斩棘的艰辛，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私有化”这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可能把探索者置于死地。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市井百姓、知识精英，无一例外。土地革命战争我们打了十年，抗日战争也只用了八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我们仅用三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可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我们从一九七八年至今，已经足足奋斗了二十三年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此问题之沉重和艰难。

　　把市场化与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禁区，也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误区。改革开放的路线发展到今天，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已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它已成了继续深化改革大道上的一只拦路虎了。翻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也找不出马克思反对个人拥有财产的论述，倒是重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内容。为了防止有人歪曲和误解，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特别宣告：“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问题出在将财产的个人占有和私有制或财产私有联系在一起了。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把私有制或财产的私人占有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拥有财产的一方，可以通过这种“拥有”，而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他们反对私有制或财产的私人占有，并不是什么个人的恩怨、好恶，而是私有制或财产的私人占有导致的必然结果——使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遭受掠夺，受到损害，从而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进而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一些设想，这一段话较准确地反映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产生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里白纸黑字地写着，马克思的设想是在否定私有制之后，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至于文中谈及的“共同占有”，马克思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中，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代表资本的一方，往往是通过股份制的方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如果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真正重新建立起了个人所有制，绝大部分的公民已有了投资的能力，成为了某企业的股东，也就直接参与了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即使说极少数人由于各种偶然因素，例如天灾人祸，尚无个人财产的人，也会从全社会剩余劳动的第二次再分配中，实现间接的对生产资料间接的“共同占有”。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将这个“共同占有”直接理解为“全社会共同占有”，又将“全社会共同占有”具体化为“国家所有”。于是，国家所有制就形成了公有制，一切非国家所有制，都成了非公有制或准非公有制。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传统理论是，国家所有制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它一切所有制都是私有制。改变国家所有制，哪怕仅仅是将单一国家所有制企业改变为国家参股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化改造，也被诬为私有化；个人不能拥有财产，个人发财致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理论鼓励懒惰，惩罚勤勉，鼓励奢糜，惩罚节俭。人们劳动有了节余，不能投资，不敢投资，一投资，就由依靠对象转化为打击对象，谁愿意花钱买打挨呢？于是，只得挥霍于低吟浅唱的失魂落魄或一掷千金的好勇斗狠。于是，劳动效率越高，“销金窟”越繁荣，勤劳促进腐化，真是当今社会一大怪现象。民气不扬，奢糜蔓延，腐化之气由此而生，严重地腐蚀着我们民族的灵魂。

　　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种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的矛盾之中。

　　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前进于迂回曲折的道路，采取各种变通的手段，来实施市场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为了“理论”的纯洁性，又要采取各种削足适履的措施，来实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目的。

　　在所有的这些“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中，最本质的、争论最大的是“什么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它的争论都是由此衍生出去的。

　　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公有制的社会。它的公有是对私有而言的，前面我们已经证明过了，所谓的私有，它的内涵是凭借占有财产而剥削劳动而并非是指个人拥有财产。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凭借拥有财产的权力去无偿占有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从而引发社会的两极分化，而并非全社会通过国家来直接经营企业的国家所有制。

　　在排除了可以通过用占有财产而达到占有劳动的剩余产品的这个私有制的前提之后，应该承认，基于个人所有制的股份制，才是我们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最有效率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我们认为，国家所有制不是当今社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但是基于国家所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还是基于经过反复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国家所有制的低效率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弊端。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付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王国刚先生，在深圳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是《观念不改瓶颈难破》。谈到，“有资料显示，国有经济对全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占 31% ，非国有经济的贡献达 68% 。非公有制企业从银行取得的贷款额度，只占总额度的十几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非公有经济贷款的利用率极高，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非公有经济资金相对紧缺”。岂止金融资源，政治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等等，哪一种资源不是首先保证国有企业的优先使用？在占用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后，却表现出极低的效率，这不有悖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吗？

　　这种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带来了一大堆社会问题，例如，下岗队伍的日益庞大，农业无法实现规模经营，银行的呆帐死帐的不断增加；股市中“一股独大”从而将公平的股市变成了业界戏称的“圈钱的机器”；政企无法分开，致使我们的官员人数与居民人数的比例，不断地创造着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我们这个执政党认定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无法实施；“无恒产，无恒业，无恒心”引发的全社会的信誉危机；不负责任行为的普遍泛滥引发的道德危机 …… 等等。只要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几乎目前我国的任何严重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否科学这一问题联系起来。

　　有人担心，国家不直接控制企业，我们就有丧失执政党地位的危险。其实，国家的本质对内表现为政权，对外表现为主权，只要我们党代表了绝大多数社会公民的根本利益，牢牢掌握住了国家政权，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地捍卫住了国家主权，我们就不可能有丧失执政党地位的危险。倒是错误地将一种效率极低的所有制形式认定为公有制，从而带来全社会的普遍贫困和与其它发达国家发达程度距离的加大，才有可能出现丧失执政党地位的危险，苏共为苏联人民所抛弃，就是前车之鉴。

　　我们不认为国家所有制是现阶段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国有企业和现在正在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或过去曾经在国有企业中从事过劳动的工人和干部，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果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战争年代和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环境的需要，国有企业曾经为我们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今天我们由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数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也是国有企业昨天和今天全体工人和干部辛勤劳动的结果。

　　当由于社会的发展，我们党与时俱进地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时，我们应该科学地妥善地处理好国有企业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今天国有企业问题的形成，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选择的一种必然结果，与处理任何历史问题一样，“历史上形成的问题，只能在历史上去解决”，希望在三、五年之内彻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想法，虽然出于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如果操之过急，必然是“按下了葫芦又浮起了瓢”。

　　其次，我们不赞成用“下岗”作为主要手段来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不是人员臃肿，也不是无管理能力，恰恰相反，训练有素的工人和“交过无数学费”的管理干部，应该被视为我们社会的一大笔宝贵财富。如果运用得当，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目前我们国有企业的几万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问题，主要出在机制上，也就是说，目前国有企业的机制无法适应通过激烈市场竞争，实现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在内的全社会的努力，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通过逐步股份化而对国有企业机制进行有效改造的卓有成效的案例。我们把这种逐步股份化的行为总结为“一厂两制”。所谓“一厂两制”，就是以现有国有企业的部分生产要素（无论是厂房、设备、技术、人力、市场等等都可以）与一家或几家非国有企业合作，国有企业成为合作公司的股东，原国有企业的部分工人和干部，会以合同制的身份进入新的合作企业。一般来讲，按市场机制建立起来的新的股份公司会产生盈利，于是，原有的国有企业就在维持原有方式运作的收入之外，多了一份红利收入。随着新的合作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原国有企业的生产要素不断的以股权的形式进入新的合作公司。数年之后，国有资产就逐步转化为了股份制企业的股权，而一直存在着的原国有企业就成为了国家这部分资产的资金管理单位。在这样逐步股份化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不但不会流失，相反，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只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增长。

　　我们不赞成“下岗”，还因为目前我们这几万亿元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都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创造的。一个人突然被迫改变生存条件，一定会引发一大堆社会问题，虽然我们采取了包括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在内的一系列缓解这一矛盾的措施，但要一个本来已不太富裕的家庭，突然之间减少 50% 甚至 80% 以上的收入，其后果的严重性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认为，即使由于体制转化和技术进步而从生产上富裕出来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也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应该在保留原来工资标准和福利水平的前提下，把他们养起来。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应当当机立断，否则，随着工资的不断增长和“吃皇粮”的人数越来越多，处理这个问题的成本也会增加。有人担心，国家财政会不堪重负，其实，由于体制转变之后，全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和实现剩余劳动的第二次再分配之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足可以弥补这部分人由于退出生产第一线带来的财政问题。

　　通过三十年或四十年的努力，这部分人群也就自然消逝了，而对实施股份制之后的社会失业问题，则可通过我们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制来解决。

　　总之，我们在论证目前社会公有制实现的最佳实现形式的同时，花了那么多的笔墨来谈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其原因就是，一种正确理论的实践，不但需要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还得有行之有效的策略、措施，而事关一亿多职工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是一个必须慎之又慎的社会大工程。任何社会的变革，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历史上成功变革的经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会因变革而获益，只是有获益多少之分，而无有无之分，更不应该出现绝对利益受到伤害的社会阶层。因此，无论这一工程如何艰巨复杂，为了把我们社会的生产方式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从而获得极高的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几百年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们一定要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魄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国有企业的股份化。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认为有两点最基本的区别：

　　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小商品生产经历过了的漫长历史岁月，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先进代表夺取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再由上而下地通过国家理性行为，自觉地选择的一种经济体制。一是自发，一是自觉。

　　二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上的一种经济体制。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一种生产方式，这个体制中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资本的积累和积聚，都是为了维持资本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上的，它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维护劳动从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正是因为这种本质的区别，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也在发展，有时甚至是飞速地发展，但，这只是资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劳动无奈的节节让步的结果；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都是为了劳动的利益而在运行着，所以，劳动本身就能得到充分地发展，从而获得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花了三百年以上的时间才实现了的现代化，而我们只需要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能迎头赶上甚至超过的根本原因。

　　除以上两点之外，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它的基本要素都是一致的，企图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用社会主义来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如历史上有名的“白马非马”的诡辩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五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两个自由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接受了几十年“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已形成了一群既得利益者的国家里，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的确可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宏伟的事业；也只有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代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无数人血溅荒郊为之牺牲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才被第一次置于在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之上。

　　从封建社会里脱胎出来的商品社会，如果不出现一种特殊的形势和特殊的情况，它的自然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国家，完成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在半封建的中国这块大地上，在一种特殊的形势下，直接跨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仍然存在着商品交换、货币生产，只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存在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剩余劳动才没有转化为剩余价值。剩余劳动通过国家政权的二次再分配，才得以保证这个社会不至于两极分化，从而发展为资本主义。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可能，倒是恰恰相反，有着极大的可能性，就如列宁看见的，小商品生产随时有着转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可能。

　　此外，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成就和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里才可能出现的一些民主形式，也时时刻刻在浸蚀着我们的意识形态。这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我国还有着相当大的市场，如果不时时予以警惕和斗争，时机一成熟，就可能酿成一九八九年春天发生在北京的那种激烈的社会动荡。

　　另一方面，百余年来，“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由于斯大林和晚年毛泽东在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的实践，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和一群既得利益者，他们置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于不顾，睁着眼睛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丰富、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的事实，出于保持既得利益的需要，顽固地坚持“空想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为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文化大革命”招魂，它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诬蔑其为“私有化”，这也是一股不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由化思潮，是一股以极“左”面貌出现的自由化思潮。

　　由于这股极“左”自由化思潮与习惯势力结合在一起，就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小平同志讲过，我们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都对党的事业带来过危害。但“左”的危害是主要的。最近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也再一次提出目前“主要是防止‘左'”。

　　因此，要巩固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必须不断地坚定地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空想共产主义”自由化这两个方面的干扰。排除这两大干扰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

　　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人民近两个世纪以来，充分讨论，反复实践，甚至是以千万人的牺牲为代价，从事大规模社会试验得出的科学的结论。设想一下，围绕着“鸦片战争”的主战与主和，围绕着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围绕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等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路线斗争，围绕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和建立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 …… ，我们进行了多么充分的辩论，多么严重的斗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必然存在”。今天，一个自信、强大、充满希望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任何想以各种借口否定这来之不易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企图，都应该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八九”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空想共产主义”自由化思潮，却没有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足够重视，对他们政治上反对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组织上反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言论和行动，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有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领导同志，还在各种会议上为这股思潮辩解，说什么“意见是不对的，但用心是好的”，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处理两种自由化思潮的一个不成文的基本原则。正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原则，姑息养奸，助长了“空想共产主义”自由化在一定范围内的泛滥，他们竟然组织了编辑部，掌握了几家杂志，有组织有计划地、明目张胆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见六中全会公报）。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左'和右都会有新的表现。全党同志应保持清醒头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六中全会公报）。

　　民主是一种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任何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稳定，由于通过民主的各种形式，最能反映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因而某种社会选择，甚至选择某种社会形式，就能得到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赞同或理解，因此，这样一种社会形式或某种社会形式中的某一种社会政策的运行，就有了一个十分稳定的基础，相反，它就会遭到强烈的反抗，社会冲突不断，社会的稳定遭到了破坏，经济的发展也就停止了，甚至毁灭了，这就是我们选择民主而摈弃专制的根本原因。

　　但是，民主的形式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民主有什么样的形式，民主没有一种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

　　我国经历过漫长的农业社会，至今尚有 70% 的居民仍然从事着分散的农业劳动和过着相当一部分生活必需品自给的生活。这种历史状况决定了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也决定了我们目前民主的必然形式。

　　马克思曾经十分精辟地阐述了法国当年皇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和“亚细亚文明”中强大中央权力的必然性。

　　他认为，法国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一间茅舍连着另一间茅舍，就如一袋马铃薯一样，它们之间没有交换，也就没有交往，形不成阶级，推不出自己的代表，于是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太阳，来给他们施洒雨露和阳光”。

　　当他谈到“亚细亚文化”时，他说，亚细亚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农业中如生命一样的水不是来自天上的降水，而是来自河渠的灌溉，于是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强制决定水的分配，否则，械斗就连绵不断。

　　因此，当前中国的民主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当我们整个民族，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数千万人的鲜血为代价的充分议论、争论、对比、斗争得来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结论，经历了整个民族民主的、科学的决策过程。这样的结论，就是最科学、最民主的决定，我们怎么能不坚持呢？如果我们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又会恢复到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到那时，别说中华民族的复兴，连中华民族的存在都是一个问题了。

　　既然是全民族的结论，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它，用专政的形式来保卫它，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犹豫、软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偏离。一个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个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只可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泛滥。一百多年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最温和的无政府状态比最专制的政府更可怕”。

　　因此，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和“空想共产主义”这两种自由化，实施毫不手软的专政。

　　但是，在除开这四项基本原则以外的全部领域，包括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在内的所有领域都应该采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集中出现过几次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时期，伴随着每一次争鸣时期后面的都是一次次社会主义认识的大飞跃，跟随社会认识大飞跃的是社会的大发展。

　　第一次“百家争鸣”发生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它的历史背景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

　　第二次“百家争鸣”发生在“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它的社会背景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次“百家争鸣”就发生在上个世纪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前期，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从而确立中华民族复兴的科学道路。是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到共产主义或是立即宣布“建设共产主义”的空想道路，或者是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等问题。

　　每一次“百家争鸣”的基本内容都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在建设先进文化的同时，一定伴随着各种议论、争论、实践，反复再议论、再争论。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争论、斗争，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内容，在这个领域是没有专政的地位的，任何粗暴的干涉，更别说专政，都只会窒息人的自由精神，而人的自由精神恰恰是一切学术思想发展的基础。

　　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应该允许自由讨论。长期以来，由于“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广泛地作过歪曲性的传播。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关于人的自由发展学说，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学说等等，都有过深刻的、大量的阐述。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学说与阶级斗争学说对立起来，只是一些“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歪曲，而非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在这个领域更有一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启蒙教育问题。

　　总之，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不是为了扼杀民主和自由，而是要保障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我们只有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保障了自由主义的学术精神，才能保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广泛展开；只有真正的而非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深入人心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才能有切实的思想路线的保证；只有我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的时候，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才会有了科学的保证。

　　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全 文 完
　　　 2001 年 7 月